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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杀入预测市场,亚洲区何去何从

BitpushNews

来源:Tiger Research

作者:Ryan Yoon

编译及整理:BitpushNews


核心摘要

  • 预测市场已成为主流行业,月交易量达 140 亿美元,Meta 的“Arena”项目表明大型科技公司已认可其价值。

  • 其机制很简单:如果事件发生,合约结算为 1 美元,如果不发生则为 0 美元,因此其交易价格可作为实时概率,到期后由预言机确认结果。

  • 这建立在“利益攸关”(Skin in the game)的基础上:参与者若判断错误会损失金钱,这为他们提供的信息赋予了可信度。

  • 西方市场已将预测市场纳入正规体系,而亚洲的参与度有限,这正导致资本外流、信息主权丧失以及用户缺乏保障。

  • 亚洲现在的任务不是封杀这些市场,而是确定如何在正规体系内负责任地使用这些数据,因为回避讨论等于将主导权拱手让给海外。

1. 预测市场已找到PMF

预测市场曾多年处于概念阶段。这种情况在 2020 年左右发生了变化,当时少数小型项目开始积累有意义的交易量,并逐一扫清监管障碍,标志着预测市场开始形塑为一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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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增长加速。目前的月交易量已超过 1400 亿美元,领先平台的估值已达到约 400 亿美元。

Meta 的入局使得该行业迈向成熟的趋势更加明显。《纽约时报》最近报道称,马克·扎克伯格正亲自领导一个团队,开发名为“Arena”的预测市场应用。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投入如此级别的资源,表明该行业已跨越了实验阶段,建立了具有验证后的产品与市场契合点的商业模式。

2. 预测市场起源于何处?

预测市场并非新发明。在区块链技术将其推向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并帮助其形成行业之前,它在学术界和金融界已存在多年。

2.1. 非正式使用

“预测市场”这一术语的出现比其实际历史要晚。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概念有多种名称,包括信息市场和决策市场,直到 2004 年一篇经济学论文才将“预测市场”确定为标准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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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实践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其最早的形式是对选举结果的政治博彩。在 18 世纪的伦敦,咖啡馆里充斥着关于议会丑闻和首相更迭的赌注,其结果和赔率有时会在报纸上报道。在 19 世纪的纽约,预测总统选举结果的非正式期货市场在华尔街附近的路边市场活跃运作。

2.2. 学术应用

在学术界,起点是 1988 年爱荷华大学的一次尝试。三位经济学家对民意调查未能预测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在密歇根州预选中获胜感到困惑,于是设计了一个人们可以交易选举结果的市场。这就是爱荷华电子市场(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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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和 1993 年,IEM 获得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批准,可用于研究目的。该市场向任何愿意投入 5 美元的人开放,在 1988 年至 2004 年间,其预测表现优于传统民调约四分之三。它作为一个将集体判断力聚合成价格的有效实验室而运作。即便如此,当时也没有监管框架允许其作为公开市场运营。

2.3. 二元期权

早期的预测市场与金融市场的二元期权非常相似:合约根据是/否的赌注支付,即判断价格是否在设定时间内跨越某个阈值。这种如果事件发生结算为 1、否则结算为 0 的结构,与当今预测市场的逻辑完全一致。

二元期权也进入了受监管的交易所。2007 年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固定回报期权(Fixed Return Options)和 2008 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基于标普 500 指数的二元期权就是显著的例子。离岸平台上频繁发生的欺诈行为导致多个主要司法管辖区在 2017 年至 2021 年间禁止了这些产品的零售。尽管遭遇挫折,但其基本合约结构(即二元赌注)仍然是当今预测市场运作的逻辑。

3. 当今的预测市场是如何交易的?

如今,预测市场的覆盖范围几乎涵盖了任何可以想象的事件。

体育赛事占据了任何类别中最大的交易量,这得益于持续的联赛日历和全球赛事,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目前也带来了额外的兴趣。政治、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已超越了通胀数据等指标,扩展到对私营公司估值的预测,将信息本身变成了可交易的资产。加密货币和股票价格,连同一些较小的八卦驱动型事件,共同构成了涵盖大众兴趣和专门信息需求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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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预测市场的合约都基于二元的是/否基础进行结算。以关于万斯(J.D. Vance)是否会成为 2028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市场为例。如果万斯被确认为提名人,合约向投注“是”(YES)的人支付 1 美元。如果不是,则向投注“否”(NO)的人支付 1 美元。

理解这种结构的最简单方法是将 1 美元视为 100%。合约在事件发生时支付 1 美元(即 100%),不发生时支付 0 美元,因此其交易价格自然反映了概率。一个以 40 美分交易的合约代表 1 美元的 40%,这意味着市场定价该事件的可能性为 40%。如果不计入买卖价差和交易成本,可以直接将美分数值读作百分比。

价格通过订单簿形成,而不是通过任何中心方。买入订单(如以 39 美分买入的报价)和卖出订单(如以 40 美分的报价)在每个价格水平上累积,交易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地方执行。价格(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隐含概率)是通过许多参与者的综合资本博弈实时产生的。交易者可以在到期前出售其头寸以锁定收益或限制损失,从而有效地用他们对事件的看法进行获利交易。

结果由预言机(Oracle)记录。无论合约定价多么精确,在事件结束后,仍需有人确定结果是“是”还是“否”,预言机就是负责该判定的机制。在上述例子中,这是确定万斯是否确实被确认为共和党提名人的最后一步。

预言机有两种运作方式:

  • 去中心化预言机:提议者存入保证金并提交拟议结果,如果在此后设定的窗口期内没有人提出异议,则该结果成为最终结果。如果提出异议,结果将进入再提议流程,仅在再次发生异议的情况下,事项才会进入投票环节。

  • 中心化预言机:判定结果的标准预先设定,事件结束后,交易所直接应用官方结果并立即结算市场。这种结构将判定的全部权力置于单一交易所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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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Limitless 平台会在截止日期过后根据预先确定的规则最终确定结果。预言机(一种向区块链报告现实世界结果的服务)负责此报告:对于大多数市场,例如跟踪加密货币价格或股票的市场,结果通过 Pyth Network 自动报告;而涵盖体育或政治的定制市场,则由运营团队在 24 到 72 小时内手动评判。

像 Limitless 这样的预测市场,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信息系统,它将大量参与者的观点压缩成一个反映在价格中的数字,并在事件结束后,根据预先确定的规则判定该预测是否正确。

4. “利益攸关”与向信息金融的演变

预测市场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博彩平台,而是成为了“信息金融”(Information Finance)的核心基础设施,即将未来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实时价格信息。这些市场与传统民调或专家预测的根本区别在于“利益攸关”(Skin in the game)机制,即参与者投入自己的资本来进行预测。

在传统方法下,预测错误的专家几乎不需要承担声誉成本,民意调查也无法过滤掉受访者的冷漠或战略性虚假报告。预测市场价格若出错,参与者需承担金钱成本,这促使参与者根据最客观、最新的信息来验证自己的判断。这种承担成本的意愿直接转化为市场的可靠性。

这种“利益攸关”机制在实际数据中的表现体现在多个领域:

  • 金融和货币政策预测的准确性:2026 年 2 月发表的一位美联储经济学家的研究阐明了预测市场表现良好的原因。自 2022 年以来,FOMC 会议前的预测市场利率预期在统计上与实际结果一致,表现优于联邦基金期货和彭博共识。原因在于,如果参与者判断错误,会面临立即的资本损失,这引导他们更严谨地分析可用信息并相应地进行定价。

  • 政治和选举中透明的概率估计:在 2026 年 6 月的韩国地方选举中,Polymarket 在 16 个大都会和省级竞选中准确预测了 14 场竞选的获胜者。当出口民调只能将竞选描述为“胜负难分”时,预测市场提供了参与者投入真金白银的实时价格,这是众多参与者权衡各种变量进行集体判断的结果,而非简单的预测。

  • 对市场事件和企业估值的响应:当 2026 年 3 月出现限制稳定币利息收入的问题时,预测市场立即将 Coinbase 股价下跌的可能性定价为 97.6%,它作为一种实时风险指标而非回顾性分析发挥了作用,证明了参与者在自身资本处于风险中时,反应是何等敏感。学术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一项研究了包括谷歌和福特在内的公司内部预测市场的 2015 年研究发现,与官方预测模型相比,它们将预测误差降低了多达 25%,这表明当内部知识与风险资本相结合时,预测准确性会提高。

  • 信息不对称仍然是一个限制。2026 年 1 月涉及委内瑞拉的一起案件显示,有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暴露了这些市场的一个真正弱点。然而,这种利用特权信息扭曲价格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并受到起诉,也证明了该市场旨在基于透明和负责任的基础上运作。

在信息广泛分布的领域,预测市场是精确的分析工具。在信息集中于少数参与者的领域,它们则作为一种监控机制,能够识别这种集中度本身。由于参与者的资本确实处于风险之中,这些市场产生的价格构成了与评估金融资产价值相关联的客观信息。

5. 亚洲政策讨论中缺席的预测市场

预测市场的性质和轨迹因各国的监管框架而大相径庭。美国通过司法裁决将预测市场纳入了受监管的金融体系,而亚洲主要司法管辖区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将它们视为传统赌博的一种。

在美国,诉讼解决了大部分监管不确定性。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曾试图将 Kalshi 的选举预测合约归类为赌博并制裁该平台,但法院裁定选举预测并非机会游戏,监管机构无权禁止。该裁决改变了监管立场,成为洲际交易所(ICE)、Robinhood 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等传统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的决定性催化剂。

相比之下,在亚洲主要司法管辖区,主流观点将预测市场的“二元结算”结构等同于传统赌博。监管视角主要集中在赌博管制和公共秩序上,而非金融政策。虽然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方法,但预测市场在亚洲地区基本处于正规政策讨论之外,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是例外。

如何对待预测市场的分野,归根结底取决于监管机构是将该市场视为金融创新,还是社会管控事项。

6. 处于监管困境与制度化十字路口的预测市场

预测市场已成为全球金融和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全球趋势与亚洲监管机构僵化的姿态之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在技术与金融界限基本消失的当下,试图将一个新市场限制在旧的监管框架内面临着固有的局限。亚洲主要司法管辖区目前采取的监管方法带来了三个重大问题。

首先是监管套利的悖论。

预测市场在无国界的数字网络上运作,因此封锁一个平台或限制一个国家的用户并不能消除潜在的需求。相反,用户会迁移到没有任何监管触及的离岸平台,并在此过程中承担更大的风险。资本流出该司法管辖区,监管机构既失去了对市场的监管权,也失去了与之相关的税收收入,这种动态长期削弱了该地区的金融竞争力。

其次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主权的丧失。

预测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博彩场所,它还是一种复杂的信息基础设施,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转化为精确的数字估计。亚洲近期的选举表明,预测市场比传统民调更快、更准确地解读了公众情绪。当这些市场以监管的名义被排除在外时,最直接反映一个社会情绪的数据反而积累在海外服务器上。结果是导致了一种不平衡,即外国媒体和机构比国内分析师更清楚地了解国内社会。

第三是放弃了用户保护。

用户被置于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盲点中。一种仅仅在没有充分事前讨论的情况下否定市场的政策,只会使用户暴露于风险之中,并将他们推向体系之外。

这场讨论的中心需要彻底转变。

问题不再是如何封锁这个市场,而是如何在该正规体系内健康地使用这些数据。这种观点的转变需要专门的研究,但目前该领域的讨论仍然有限。

在此空间中,Limitless Research 正在填补这一空白,将来自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市场的预测数据转化为信息资产。未来,更多的参与者将需要承担起这种构建健康数据生态系统的角色。

监管不应成为阻挡水流的大坝,而应成为引导其正确流动的渠道。

亚洲现在需要的不是更严格的执法,而是开启一场响应这种转变的、前瞻性的讨论。将已经发生的交易推向阴影处是最糟糕的政策。通过建设性的讨论将这些活动纳入正规体系,建立透明的监督系统,并将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作为国家和社会资产回馈——这将需要持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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